在構建新發展格局中，教育將起到什么作用，如何推動教育深度融入新發展格局，這一話題在兩會期間引發關注。

提供高水平人才支撐和保障

人力資源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重要依托。多名代表委員和專家認為，教育在構建新發展格局中的基礎性、先導性、全局性作用會更加凸顯。

“新發展格局的構建離不開高水平的人才支撐和保障，所以在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交匯期，教育的作用將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是一個基礎作用、保障作用、支撐作用。”全國人大代表、大連外國語大學校長劉宏說。

2020年我國經濟總量突破100萬億元大關，人均GDP已連續兩年突破1萬美元關口。與此同時，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54.4%，實現了從大眾化向普及化的歷史性跨越。

“高水平的人力資本，能夠顯著降低中等收入階段經濟增長放緩的可能性。也就是說，高等教育發展水平的差異是決定經濟體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階段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國人民大學教育學院副院長李立國認為，到2035年，要實現經濟總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的戰略目標，未來15年人均GDP增長速度需達到4.7%以上，有賴于教育尤其是通過高等教育增加人力資本投入，提高人力資源質量。

國家教育總督學顧問、國家教育咨詢委員會委員、北京師范大學教授鐘秉林認為，新發展格局下，“雙一流”建設高校要面向國家重大戰略需求，凝心聚力培養拔尖創新型人才；應用型本科院校要面向國家與地方經濟社會發展需求，集中精力培養高素質復合型應用人才；高職院校要主動面向產業與市場需求，積極探索培養高素質技術技能型人才。

“現在高校培養的學生，是15年、20年后社會的領軍人才。高校現在的學科體系、知識結構，能否適應未來的產業發展需要？這是很大的挑戰。”全國政協委員、東北大學教授趙繼認為，在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格局下，創新類人才培養需求更強烈，這就需要高校進行學科升級，在學科結構上更大程度與國民經濟結構相適應。

如何培養國家戰略急需的高水平人才？全國人大代表、西安交通大學校長王樹國建議，在教學科研中，在國家戰略布局的重點研究領域，鼓勵學生提早進課題、進實驗室、進團隊，建立目前比較欠缺，能緊密對接產業鏈、創新鏈的專業體系，將研究課題與產業發展急需解決的現實問題緊密結合，滿足企業新型人才需求，促成科研成果及時轉化。

“當前我國存在嚴重的人才缺口，尤其是顛覆性技術革新所需的高技術技能型人才。”全國人大代表、浙江金融職業學院院長鄭亞莉說。

“在構建新發展格局中，從教育的作為來說，職業教育處于重要位置。”全國政協委員、廣東技術師范大學副校長許玲認為，職業教育在人力資源優勢的構建過程中，一頭鏈接經濟發展的生產、流通、分配各個環節，另一頭鏈接就業民生，相比于普通教育，職業教育“兩頭鏈接”的過程更加緊密、直接。

鄭亞莉建議，要提升職業教育培養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的能力，服務新發展格局。一方面要進一步完善制度建設，實現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地位的平等化；另一方面還需進一步深化產教融合，積極對接國家發展戰略和區域發展重點，從產業升級和企業發展的需求側，探索職業教育人才培養供給側的創新，促進教育鏈、人才鏈和產業鏈、創新鏈的有機銜接。

解決“卡脖子”關鍵核心技術

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處于核心地位，科技自立自強是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提升自主創新能力，盡快突破關鍵核心技術，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一個關鍵問題。

“當務之急是釋放高校基礎研究、科技創新潛力，聚焦國家戰略需求，加強基礎學科的創新引領作用，瞄準關鍵核心技術特別是‘卡脖子’問題，加快技術攻關。”鐘秉林說，當前尤其需要深化教育評價改革，加強基礎學科的創新引領作用，加強學科的交叉融合，為技術、組織、模式的創新提供根本性方向指引和基礎支撐。

高校作為科技第一生產力、人才第一資源和創新第一動力結合點，是國家創新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要進一步發揮高校在服務科技自立自強方面的貢獻，關鍵在兩個方面，一是提升我國關鍵技術原始創新力，二是幫助企業不斷提升科技創新競爭力。”全國政協委員、南通大學校長施衛東認為，當前全球科技競爭不斷向基礎研究前移，我國面臨的很多“卡脖子”技術問題，根子是基礎理論研究跟不上。高校要更加重視基礎研究工作，鼓勵和支持教師開展探索性、原始性的國際前沿學術研究。

施衛東還認為，企業是科技創新的主體，但是除了少數國際性大企業能夠培養獨立的研發技術人才，絕大多數企業是沒有研發人員的，要實現科技自立自強，離不開企業與高校的深度產教融合。

“高校可以充分發揮科技創新和多學科的優勢，緊密對接產業鏈、服務創新鏈，面向優勢產業、新興產業，尤其是我國‘卡脖子’領域，幫助企業不斷提升科技創新競爭力。”施衛東說。

趙繼認為，高校服務國家科技自立自強要依托學科，構筑平臺，圍繞前沿科學問題和國家重大需求，會聚人才，推動知識體系創新，服務國家戰略，實現學科的高質量發展，實現高校學科育人的良性循環。

開拓教育國際交流與合作新局面

“服務發展新格局，既需要發揮教育的人力資源優勢，提高自主創新能力，也需要實行高水平對外開放，開拓教育國際交流與合作新局面。”鐘秉林說，這要求在后疫情時期充分發揮信息技術優勢，探索教育國際交流與合作的新形式，拓展新領域，提高來華留學生教育質量，重視教育教學的在地國際化，立足本土本校，提升全體學生的國際化和跨文化素養，形成高等教育國際化的新格局。

“在這場全球抗疫的戰爭中，我們看到一大批海歸專家在抗疫領域作出的杰出貢獻，大批海外華人華僑、留學生群體為我國捐錢捐物，共同抗疫。此外，中國研發的新冠疫苗通過國際認證，并為多個國家提供疫苗支援抗疫。這些都是我國堅持教育對外開放的結果，充分體現了教育對外開放在新發展格局中的獨特優勢。”施衛東說。

教育部教育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兼學術委員會主任馬陸亭認為，面對從美國泛起的逆全球化思潮，應該看到各國比較優勢存在、資本趨利性本質存在、創新降低成本趨勢存在等推動經濟全球化的要素不變，這些都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

“美國越是封鎖，我們越要開放，高等學校特別是高水平大學要走在前列。”馬陸亭說，“雙一流”建設大學要主動關注未來全球產業鏈布局變化，了解不同國家科技創新能力特色，分析知名大學的一流學科分布，積極作為，廣交朋友，拓展多國合作，用更多智慧推動學術交流，助力國家開放大局。

王樹國認為，教育全球化是教育發展的內在需要，更是時代發展的必然要求。高校要把培養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人才擺在重要位置，推動教育對外開放實現高質量內涵式發展，積極向國際社會貢獻教育治理中國方案。

“作為培養全球治理國際化人才的外國語大學，要深刻認識新發展格局對高質量對外開放提出的嶄新要求。高質量的對外開放要求培養高水平復合型外語人才，提供多元國際化全球治理人才。”劉宏認為，外國語大學要樹立全球化和多樣化的人才培養觀，要加快學科專業結構、課程體系、師資隊伍、內部管理等教育教學綜合改革。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職業院校成為教育國際化最為活躍的主體之一。”鄭亞莉說。

鄭亞莉建議，要更好地實現職業教育高質量“走出去”，還需要主動對標“世界一流”的國際職教標準，積極參與國際職教分工，為世界職業教育提供“中國標準”和“中國方案”，加強與信譽良好的國際組織、行業協會、跨國龍頭企業合作，豐富合作模式，拓展合作平臺，持續提升中國職業教育的全球參與度與國際影響力。